机票燃油附加费今年第二次下调

这些学说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但由于它们与城邦根深蒂固的传统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悖，且其中诸多空想因素，因而无法发挥实际指引生活的作用，遑论引领后城邦时代的人文精神了。

虽然每个个体属于社会的某个环节，但其身份是多元的，无此身份还有其他身份，每种身份对应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社会优势，这就保证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认可，由此奠定了人格平等的实质内涵。不过，对于古典传统的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现代社会病灶的诊断术。

[38]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如果没有这种组织设置，而仅仅只靠信仰维系，基督教显然是无法抵御蛮族的入侵的，而必然走向没落。[44]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3-74页。[8] [美]皮特•G.斯蒂尔曼：《黑格尔的宪政思想》，[美]阿兰•S.罗僧鲍姆主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刘茂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基佐认为，正是教会团体以其机构、官员与力量有力地抵抗了帝国的内部崩溃和蛮族风尚，征服了蛮族而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和文明的原则。

即使统治者是恶人，人们也应该服从他，受恶人的统治是由于他们的罪过而应得的惩罚，这是以上帝的名义给予的惩罚。领主们则为自身领地的安全，各自之间签订互保条约，或投靠实力更强的领主。主治医师T1及护士 T2知身体硬朗之医院义工P有同型血液，故要求P襄助，但遭P拒绝。

因而，不法侵害人所实施行为的不法程度，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其所实施的不法侵害程度越高，所需承担的风险也相应越大。[52]参见山口厚，见前注[12]，页112。[12]受其影响，我国刑法理论也普遍这样看待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公民对防卫权的行使就受到很大的束缚。

据此，在多数情形中正当化是根据优越利益原理，而在同意的场合则遵循利益欠缺原理。同时，既然T1与T2的行为具有正当性，P的反抗行为便属违法，P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

就此而言，我国通说与实务的立场，[100]即被害人同意不能阻却拐卖妇女罪的成立，从其结论来说是合理的，但人们将症结点定位为对拐卖妇女罪所侵犯法益的理解，即该罪侵犯的法益是人身自由还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则明显是开错了药方。如罗克辛所言，假如肯定正当防卫人的保证人地位，一个违法袭击者将会得到一种比自己毫无罪责地遭遇不幸的人更好的保护。此外，以法益为唯一考量因素的狭隘的利益衡量，也使法益衡量论者无法对某些正当化事由做出解释。此种做法首先面临的疑问在于，法益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从法益比较的角度，无法说明为什么可以且必须对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做缩小的评价。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认为此类行为符合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只是由于存在被害人同意而在违法性层面予以正当化，是荒谬的。不过，鉴于法益衡量说与结果无价值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法益衡量说的教义学检讨，势必波及到结果无价值论，故客观上会起到批判的效果。[71]参见梁上上，见前注[48]，页90—91、119以下。

[3]此后，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界定违法性阶层，逐渐成为德国刑法理论的常规做法。一则，此类行为中，根本不存在法益之间的冲突。

按照这种理论，利益应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利益衡量时遵循这样的思维过程，即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联系群体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别是对制度利益进行综合衡量，据此而对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加以保护做出判断。[69]利益本身是价值的载体，而对价值的比较，缺乏普通有效的标准，更不可能通过数学的方式来加以确定。

同时，由于积极的价值评价并不属于刑法的任务，刑法上所谓的正当化，只是说相关的行为不为法秩序所禁止，由此而为其所接受。为了照顾自身逻辑的一致性，结果无价值论会选择无视其间的冲突，将解释者自身的利益衡量放在优先的地位。为防止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引入法治国的基础利益这样的概念，并以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为中心来展开对其的理解。并且，它还会大大降低威慑的效果，刺激潜在的不法侵害人随意侵害他人的权利领域。举例而言，0因车祸被送至医院急救，有生命危险，急需大量输血，但医院正巧缺乏稀有的同型血液。相反，基本法认为人的尊严始终是已经存在的人的基本特质，从这种特质中，衍生出来的是个人的权利。

[27]Vgl. Kühl, 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6 Aufl.,2008,§7, Rn.8—10。它往往是一种间接作用的关系。

于是，从逻辑上讲，对根本不违反义务的侵害，也允许防卫人像对故意的不法侵害那样，无需退避而径直采取超过侵害强度的反击措施。[49]参见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法治国的基础利益（准确地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对于特定行为是否可予正当化的判断，具有类似一票否决的功能。第四部分对作为方法的利益衡量在刑法中的适用进行定位，并试图提出一个体系性的框架来解决利益衡量的控制问题。

本文所勾勒的法治国的基础利益—制度利益—当事人利益的体系性框架，虽然不能解决利益衡量缺乏实体内容的问题，但至少使得对其的适用变得可控制，有助于在法的开放性与安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83]相应地，对制度利益的解读，自然应当以宪法基本权利所彰显的价值作为必要的指导。在具体个案中，法治国的基础利益一般是通过作用于制度利益，而影响对行为是否可予正当化的问题的判断。但是，这样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将利益衡量等同于法益衡量所带来的问题。

然而，若是引入制度利益与法治国的基础利益的坐标系，则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也与结果无价值论的最有效地保护法益的立足点相违背。允许对此类侵害适用正当防卫，不可避免地有鼓动滥用防卫权之嫌。

无论如何，刑法中对某个具体制度的制度利益进行解读时，不可能不考虑秩序方面的利益。[37]罗克辛，见前注[4]，页21。

其次，在紧急避险中，若仅将正当化的根据建立在法益衡量的基础上，不仅无法合理地说明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的存在意义，而且极易得出违反一般人正义感的结论。本文之所以借鉴民法中的利益层次结构理论并做出相应调整，正是试图为利益衡量在刑法中的适用提供一个基本的约束性框架以控制解释者的主观性。

对于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张明楷教授认为，使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面临紧迫的危险，是先行行为成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根据。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中，对冲突法益进行权衡，是利益衡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结果无价值论在我国影响力的日益扩张，国内其他论者乃至实务人员也经常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利益衡量论使得对法规范的解释，是依据解释者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做出。

这也是刑法解释中合宪性控制的应有之义。二则，在具体进行法益衡量时，为什么时而采取一般人标准，时而又采取法益主体标准，法益衡量原理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下，试以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被害人同意为例，来揭示单纯依据法益衡量而构建的违法阻却原理适用于具体的正当化事由时，在实体层面会面临怎样的疑问。法确证利益类似于海克所说的实用性利益，它不可能属于当事人或当事人所代表群体的利益的范畴，而只能放在制度利益或法治国的基础利益的范畴来理解。

对于拥护社会功利主义的结果无价值论而言，客观的一般人标准总是更受到青睐。[15]参见西田典之，见前注[12]，页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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